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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5-04-08 02:56:48| 来源：鲍勃体育
要说今天我们谁也不会想到，查个户口，订个门牌竟在清末短短数年时间，让各地炸了锅，掀起一系列大小规模的民变。 辛亥前夕，清廷新政掀起一场席卷全国的变革浪潮，户口调查正是这一场新政中的一环。 这也是清廷为立宪开端、推行民主绘就了蓝图，调查的数据意在划定选区、评估税收和资源分配。 然而，清廷做梦也没想到，这看似冷静理性的措施，却在乡间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与抗争。 从江西丰城到四川威远，“反户口调查”的风潮接连而起，点燃了民变的燎原之火。 在传统的社会秩序中，百姓的生活以封闭的方式延续，户口调查却将现代国家对人口与资源的统治意志强行植入百姓的日常。 一纸户籍调查表，在地方的传闻中竟被扭曲为抽丁当兵或加重税负的阴谋，一时间谣言四起，恐惧在田间村舍蔓延。 今天要说的威远大规模民变，或许正揭示了清末新政的成败背后，那些被历史书写所忽略的情感与命运。 威远，位于四川省中南部，清朝时隶属于嘉定府，明末清初，因长期战乱，四川地荒人少，威远也不例外，特别是山区一隅，老木青林，猿猱为宫。 自清顺治年间以后，随着湖广填四川的开始，许多来自湖广、陕西的移民陆续定居在了这里。 人们通过木炭炼铁，将土炉设在当地桥板沟和连界场，人们除耕地外，还可以靠采矿维生。 庚子国变后，在经历了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交相煎迫后，清廷终于以改革者的姿态宣布要变法图强，这也就是我们大家常常说到的“清末新政”。 这个新政内容十分普遍，涉及到社会和制度的一系列变革。其中就有一项重要改革，那就是裁掉了，改为巡警，清廷专门设立了专部，整理京外警务，以作为保民要政。 1906年之时，巡警部上奏清廷，要求开展户口籍折调查，其理由是“巡警为内治根基，民事总汇，头绪纷繁，要以清查户籍为万汇之枢纽。”，“户籍能清，则地方盛衰，人民消长，赋税多寡，奸宄有无，皆不难周知。” 次年，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并且提出了《清理户口调查章程》，向各省发出普查的标准、表格和详细指示，要求各省政府统计出所有男女老幼的数目，然而各省对此反应寥寥，“官民视此为儿戏之清单”。 为了推进改革，民政部决定从8月开始先调查京师户口，同时要求各省抓紧落实。 同年内，各省会、外府所属首县及商埠地区的人口数据必须按要求完成统计，并报送中央。 随着清廷开始对下施压，这次新政总算推行到了威远县，清政府要求在全县范围内登记户口，并在每家门前钉上标示门牌。 那么对清朝来说，这是一种编户齐民的管理手段，也是准备推行的重要一步。 当时在威远，每个乡场都由县衙派出的“调查长”负责户口调查工作，并配有两名调查员。 但这些新派调查人员和地方传统的团保组织相比，显得更“洋气”，这让原本在乡里说一不二的团首、保长们很不服气。 团保首领们担心，新政会让他们失去权力和地位，于是采取冷漠态度，甚至煽动百姓反对调查。 调查中，一块小小的门牌成了问题的焦点。按照新政要求，每户门前都要钉上标注人口编号的门牌，上面的数字是从外国传来的阿拉伯数字，连私塾里的老先生都看不懂。 6月初，铺户张式之第一个撕毁了自家钉上的门牌，并散布谣言，说门牌会“迷人性命”。 知县德寿（此人和三次代理两广总督的德寿只是同名，因为那个德寿1903年就病逝了）得知此事后，只是批示要“严究”，但并未真正追责，反而要求尽快完成门牌登记。 6月23日，新场的“豪棍”杨晓峰效仿张式之，毁掉了门牌，却谎称是有人偷走的。 到了6月28日，新场赶集时，局势彻底失控。以团首刘松泉、唐为桃为首，约两千多人鸣锣聚集，扛着团旗，手持枪炮，在红土地唐孝本家集议后，直奔新七区的调查处和劝学局所在地——新场万寿宫。 这群人一拥而入，打破了调查处的门窗，砸毁户口登记册、门牌、调查员的生活用品，还将已钉在街上的门牌全都砍烂。 知县德寿赶到现场试图平息，但面对聚集的人群，他既害怕又无奈，只能说几句安抚的话，然后被“送”出十里外。 调查员长联合上报，请求严惩这些参与者。而刘松泉等团首则声称，他们聚众仅仅是为了“维护治安”，调查不合理，民众自然反对。 百姓的怒火一方面来源于对门牌的恐慌，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都以为这些新派调查员借机敛财、侵占民利。 调查长们在报告中指出，团保首领的真实目的是“恐新政削权”，他们表面上维护秩序，实际上在煽动民众反对新政，接下来，大的民变开始酝酿。 刘香亭，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老家在威远县连界场附近的李家凼，距离连界场大约20里远。 刘香亭的父亲不得不将祖产的一部分房屋卖给了有钱的亲戚，自己则带着家人搬到离李家凼8里远的石碓窝，在这里开始了艰难的生活。 好在威远矿产丰富，他家附近有一块荒山，山里有铁矿，矿石开采起来相对容易，只要花上几十天时间挖掘，就能挖出一些铁矿石来卖钱。 随着年纪的增长，刘香亭的体力逐渐不支，于是便把更多的采矿和耕种工作交给了他的两个儿子——刘勉斋和刘福安。 我们之前的文章多次说过一个事情，就是李蓝起义之后，四川袍哥势力基本上控制了四川的乡村，那威远的乡村自然也不例外。 刘香亭也加入了袍哥，为人正直，仗义，所以在乡间有很高的声望，所以逐步就从一名普通的矿工，升到了大义会堂口的“舵把子”。 成为“舵把子”之后，他不仅在矿工中拥有了极高的威望，还得到了袍哥组织的广泛支持。 在威远的乡村，团保制度根深蒂固，每个乡镇都设有总保和团首，团首下设甲长、牌首等职务，负责管理本地的秩序。 刘香亭也是被乡民公举出来的甲长，负责管理连界场一带的事务，这使得他在乡村中树立了强大的声望。 刘香亭曾经自豪的说过“我随便到哪里，只要喊一声恭喜发财，叶子烟就有四十八皮，可以摆个小小的烟摊子”。 再继续说门牌事件，那时的连界场的总保叫刘楚藩，是刘香亭的本家兄弟，住在李家凼。 另一位户口调查长刘缉熙，则是刘香亭的侄辈，同样住在李家凼，与刘楚藩家平分一院。 那时在乡间,秀才老爷能够说是很神气的。他不但没把刘楚藩放眼里，更瞧不上刘香亭这个大老粗的族叔了。 我们知道，在何时，宗祠都是尊卑长幼、讲礼讲义的场所，但李家凼的富家子弟却自视高人一等，认为“有钱之人高三辈”，看不起贫困的长辈。 每年冬至，刘香亭都会参加宗祠集会，看到这些富家子弟无视传统礼仪，他感到愤怒，直言道：“你们穿靴子坐首席，我穿草鞋也得坐。” 尤其是刘香亭与侄子刘辑熙的关系日益紧张，刘辑熙不仅不认尊长，还当众骂他是“酒醉鬼”。这种轻视传统和长辈的行为，让刘香亭更加不满。 村里人说，洋人要摸清家底，立宪就是投洋，将来不仅家里的铁器会被收走，就连刀具都要被管起来。这些传言让百姓惶恐不安。大家纷纷找到刘香亭，请他这个甲长为大家出头，拒绝钉门牌。 他说：“你们反对洋人，不准钉门牌，我还能不反对吗？只要大家都不愿意，我就耍龙头。” 乡亲们听了，心里顿时有了主心骨。刘香亭觉得，这不仅是为乡亲们撑腰，也是对那位目中无人的刘缉熙的一个教训。 村民见刘香亭答应了，立即开始串联码头和邻近的甲，慢慢的变多的人加入反对的队伍。 与此同时，调查员们正在村里雇木工锯板子、写号码，准备制作门牌。一天，他们来到石碓窝，找到刘香亭，请他配合登记户口。 刘香亭却对调查员罗九成说：“现在是夏天，农民们忙得很。小春收的粮食刚吃完，包谷还只是苗子，天又干旱，谁不忙着谋生活？你们要登记，家里却没人，问都没法问，不如等到秋收后大家都在家，再来调查，省时省力。” 调查员走后，刘香亭召集码头和本甲的人，把事情对大家说，并嘱咐他们如何对付调查员。 过了些日子，调查员再次上门催促，刘香亭又用粮食不足、农民忙碌为由将他们劝走。 其他甲长见石碓窝没有钉门牌，也学着刘香亭的办法推脱，渐渐地，调查的行动蔓延开来。 他们决定用更严厉的方式施压，对甲长们说：“调查是为仿照外国立宪，不能拖延。如果误了期限，官府一定会降罪。” 这番话本想吓住刘香亭等人，没想到却激起了更大的反抗。村民一听“仿照外国立宪”，便认定是“投洋”的证据。 大家传言，洋人来了只认十字架，不敬天地祖宗，家里的坟地都要被废。有人甚至说，将来连饭都吃不上，因为砍柴做饭的刀具都会被没收。乡亲们纷纷来到刘香亭家，请他再想办法。 当天晚上，桥板沟和石碓窝的乡亲们都来了，除了几个有钱的上堂口袍哥，大多数人都参与了。人群涌动，大家的情绪非常激动，一致要求坚决反对钉门牌。 刘香亭反对户口调查的消息传到刘缉熙耳中，他感觉自己受到了挑战，于是向威远县知县德寿报告，夸大事情的严重性。 刘楚藩和刘香亭本来就和刘缉熙有矛盾，于是敷衍地向德寿报告：“这只是常规事务，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然而这些堂差表面上是为了执行调查任务，实际上他们的目标是借此机会敲诈勒索。尤其是中秋节将至，差役们希望从乡民那里榨取一些“过节费”。 这些堂差来到村里，封锁了主要道路，要求过路的乡民交纳“过路费”。那些手上没有货物的农民，就假装没看见放过去了，那些带着货物的村民，则被要求交钱或交出物品。 他想，如果连家乡的事都办不好，日后更无立足之地。几番思量后，他决定亲自去找刘香亭，希望能软硬兼施，解决问题。 见到刘香亭后，他先寒暄了几句，然后开门见山：“户口调查是上头交办的任务，别的地方都快完成了，你这边怎么还没动静？再拖下去，我如何交差？” 刘香亭见平日骄傲的侄儿突然低声下气，于是也心平气和的说道：“我们这里尽是穷人，一年到头吃不饱饭，哪有时间留在家等着你调查？现在大家忙着种庄稼，等到年底农闲了再说不迟。” 刘缉熙听了不以为然，他语带威胁地说：“你们晚上齐团开会，反对调查，这种事要是传上去，可是要吃官司的！” 刘香亭顿时心里又火起来了，回应道：“马上要收包谷了，齐团是分配人员保护庄稼，跟你们调查有啥子关系。 你既然说到户口调查，我还就给你明说，这件事，大家都不愿意接受。你硬要来钉门牌，我们就磨快刀子先从你开刀！” 回到李家凼后，刘缉熙越想越害怕。为了避风头，他连夜逃到连界场的亲戚家躲藏，还计划着日后转移到资州。 他们按照袍哥的组织方式，分营列哨，明确分工，并祭天告神，立下血誓，誓死抵抗户口调查。 他们将刘缉熙家的房屋一分为二，一边烧毁，一边将粮仓里的谷米运走作为军粮。 随后，队伍直奔连界场，将准备好的门牌集中起来，在场上当众焚烧，以示反抗。 个别未逃走的，比如调查员刘宾贤，因为与刘香亭是本家兄弟，虽被软禁，但免于受害。总保、团首等人早已不见踪影，有钱的上堂口人也都跑得干干净净。 农民们看到调查和钉门牌的事被彻底压下，激动不已。他们自发带着鸡、菜、米粮，送到刘香亭的队伍里，以表支持和感谢。义字堂口也成为农民们联络和接待的中心，气氛热烈。 刘香亭还派出小分队前往中峰寺，抄没调查员罗九成的财产，并声称要严惩背后协助官府的人。 接着，前锋探得威远县城防备森严，城门昼夜紧闭，城外三十里处的古佛顶山上，还驻扎了数百民团。 一队奔滥泥沟捉拿调查员吴绍游，二队下新场捣毁“福音堂”，三队则前往调查员黄敏之、肖治权的住处清算。 任务虽不尽如人意，却激发了更多贫苦农民的支持，新场码头袍哥管事还亲自登山为义军送来物资。 此时，刘香亭虽被尊为“天保大元帅”，但年近六十的他连日操劳，显得精神疲惫。 新场码头的老拜兄，有行伍经验的唐林章建议：“兵贵神速，应迅速攻占县城，夺取武器，稳定民心，才有胜算。” 然而，义军组织松散，缺乏军事纪律，加上刘香亭毕竟上了岁数，体力和精力已逐渐衰退，局势开始变得难以控制。 这其中又有意志不坚定的铁佛场甲长李金盛，他虽投顺义军，却暗中叛变，将义军的兵力分布和物资情况密报给资州知州雷某。 他还联合此前叛逃的盐场分县官，一同上报成都府，谎称义军人多势弱，乌合之众，易于剿灭。 对面的资州兵起初听到炮声顿时犹豫不前了，但很快他们发现，炮打过后，己方毫无伤亡，顿时胆子渐渐又壮了起来。 一名士兵因听到枪炮声从树上跌下，而喊了一声“着了”，就那么一句话，当时就引发了全军溃逃。 紧接着，省派巡防统领张书堂率兵抵达资州，展开大范围搜捕。他逐一搜查义军曾驻扎的连界场、新场等地，不仅未找到义军踪迹，反而借机搜刮百姓财物，满载金银财帛回到成都。 牧童后来听人议论刘香亭的事，猛然想起钓鱼的老者，随口提起，引得消息传到石金刚场的总保“王滥杆”耳中。 “王滥杆”是个靠官府撑腰、鱼肉乡里的地主，闻听这个“天大的财喜”，急忙召集团丁，带着铁链直奔红庙子。 面对盘问，刘香亭没有辩解，慷慨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他深知落入这些人的手中，再多挣扎也是无用，便从容不迫地随他们而去。 他给刘香亭沐浴更衣，披上新衣，召集百余团丁，刀枪林立，浩浩荡荡地押解他到仁寿县衙。 县官听闻“天保大元帅”被捕，也视作飞黄腾达的机会，热情款待刘香亭，送上好酒好肉，还让人给他量身缝制帅袍。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核查，仁寿县官编造了一篇详尽的“捷报”，宣称成功擒获天保起义的首领。 在这期间，刘香亭冷眼旁观，任由他们摆布，无论是锦衣加身，还是被严加看管，他都从始至终保持一份从容与傲然。 但农民们对他怀有深厚的敬意，很快便悄悄将他的头颅偷走妥善埋葬，只留下那张照片，被悬挂在新场、罗泉井等地以示警告。 清末新政推行户口调查，本意是为预备立宪筹备选民信息，却在各地掀起了数十起规模不一的民变，成为晚清社会改革史上的一澜。 这场风潮的背后，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心理旋涡——百姓的恐惧、不安与深深的猜疑。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新政是突然降临的雷霆，它打破了乡村旧有的宁静秩序，却未带来任何可以触摸的希望。 从本次事件中我们大家可以看出，户口调查与门牌编定的实际目的并未向乡民清晰传达，而是以一种突兀且强硬的方式进入他们的生活。 结果就导致了人民从传统的心理出发，将这些新政举措解读为了压榨与剥削的信号：有人谣传这是为抽丁税，有人相信是要用人的生辰八字铁路桥桩，还有人以为这是为洋人征收人头税。 在基层权力结构中，地方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又利用百姓的无知，煽动谣言，借机搅动局势，最终将这种不满化作具体的暴力行动。 可以说，这场反抗潮的本质并非单纯的守旧与迷信，而是根植于百姓对自身生存安全的深切担忧，以及对官府长久压迫的不满。 从拆毁门牌、焚烧福音堂，到殴打调查员、冲击执法机构等一系列行为能够准确的看出，这些行为既是心理宣泄，也是对生存危机的直接反击。 然而，这些带有盲目性与破坏性的行为，恰恰折射出新政推行中最深刻的问题——国家与人民之间缺乏信任与有效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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